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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听优美的《蝴蝶泉边》，好喜欢~！

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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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中小发表于 2011-1-8 22:4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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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尼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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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中小发表于 2011-1-9 01:03 只看该作者

晓峰老师这首情曲吹得更美了

，这要是拿着葫芦到南边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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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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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中小发表于 2011-1-9 08:10 只看该作者

晕

我还以为是上次发的呢

除1分13这里跟慢了点，没听出毛病，晓峰兄精益求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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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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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中小发表于 2011-1-9 08:15 只看该作者

杨丽坤在50-60年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影坛第一美女。她主演的影片仅仅只有《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两部，但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杨丽坤本人也与影片中的金花和阿诗玛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和女神。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成名之后的杨丽坤，不但未能让生命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相反，却由此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杨丽坤，1941年4月21日生于云南省普洱县磨兰镇。原是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她生得天生丽质，自打出娘胎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美人胚子。她属于一种传统农耕文化所向往的纯朴、自然的美人，身上透露出一股端庄、健康、清新的天然之美。杨丽坤的美，从不借助任何外在的修饰，也没有当代审美所要求的那种骨感和妖媚，她就像昆明石林中那尊阿诗玛石塑一样，是一个天工造就的天然尤物，朴实无华却又显浑然天成。
杨丽坤原本默默无闻，之所以被人发现，开始演电影，是缘于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筹拍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五朵金花》。1959年4月，长影的两位编剧赵季康和王公浦，接受了创作献礼片剧本的任务，前往云南采风，在昆明观看了云南省歌舞团的演出，被舞台上美若天仙的杨丽坤深深洗印住了视线。他俩回到长春以后，极力向导演王家乙推荐杨丽坤，口口声声说，她，囫囵就是剧本里所写的女主人公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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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乙起初还将信将疑，开拍前再次与摄影师王春泉、作曲家雷振邦一起奔赴云南。当他第一次看到眼前这位只有18岁彝族少女的时候，便被她的美惊呆了。也许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王家乙他们三人眼神凑在一起，当即作出决定，《五朵金花》的女主角，非她莫属了。
1959年10月，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在京公映，立时引起轰动，被舆论称为“故事美、演员美、音乐美、风光美、色彩美”“五美”的典范。这个所谓“五美”，是周扬在文化部召开的国庆献礼片动员大会上向全体电影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口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电影不但要在内容上是革命的、进步的，同时在艺术上也应该是尽可能完美的，要让广大观众喜闻乐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对于这个要求，《五朵金花》可以说绝对做到了。影片在当时受到的欢迎程度，可能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比如，1960年5月，《五朵金花》在香港连映了24天，香港《文汇报》1960年5月6日报道说，由于这部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致使‘都城’、‘快乐’、‘丽都’、‘仙乐戏院’等影院均形成千人排队购票的盛况”。影片被作为文化交流项目，在邻国缅甸放映，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佳话，许多缅甸的报纸，不惜用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同样是在1959年，《五朵金花》被中国文化部推荐参加开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并一举夺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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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成功，使杨丽坤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60年代初，周恩来与陈毅出访亚非各国时，杨丽坤成为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周恩来在出国途中，有一次与杨丽坤交谈，发现她普通话讲不好，老是爱把“云南”说成“疑难”，把“妇女”说成“付你”，就跟她开玩笑说:“小杨啊，我怎么觉得你讲话奶声奶气，像个刚刚学讲话的娃娃？”杨丽坤顿时脸红了，低着头害羞地回答道:“我普通话说不好，演电影都是让别人配音。”
为了这事，周恩来后面还专门向文化部领导交待，对杨丽坤这种有潜质的少数民族演员，应该加强表演基本功的训练，至少要让她们学会说普通话，以后再演电影，一定要让她们自己讲台词，不允许再找人给她们配音。这话也许现在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多余，一个堂堂大国总理，怎么还要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在普通话远远没有普及的5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完全不会讲汉话，这样就无法跟其他地区的同行、观众进行交流，势必会影响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宣传他们的民族艺术。许多有着精湛艺术造诣的民族艺术家，就是因为不会讲汉话，才致使他们的艺术长期不为人知，也无法在全国更广泛的地区进行传播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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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筹拍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这时，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刚刚过去，前几年乱七八糟的“跃进片”拍得太多，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加上饥荒年代饿死了不少人，全国上下的老百姓士气低落，唉声叹气，也需要电影界能多搞一些娱乐性、观赏性比较强影，来调节一下口味，为全国人民鼓气加油。因此，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改编自民间文艺，观赏性比较强的影片。比如同为音乐片的《刘三姐》、戏曲片《红楼梦》、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等等。
影片《阿诗玛》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被发掘拍摄出来的。《阿诗玛》的故事改编自云南撒尼族的一首民间叙事长诗。1958年。毛**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民间传统文艺学习的号召，云南省文联的文艺工作者，分成了几个民间采风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走访民间流浪艺人，将这首撒尼族同胞口头流传数百年的叙事长诗整理出四个不同的文字版本。最后经云南籍著名文学家李广田的校订，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刊载问世。
当时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有一项政策规定，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准确传达少数民族自身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不能由汉族艺术家任意篡改。根据这项政策规定，海燕厂在拿到《阿诗玛》的创作任务以后，便指派著名作曲家葛炎和他的创作伙伴罗宗贤去云南进行采风，以便使影片的音乐和歌曲，能够准确体现撒尼族民间文艺的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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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故事的发生地是在云南，影片导演导演刘琼便自然想到了邀请杨丽坤来担纲主演女主人公阿诗玛的角色。但这一段时间，云南歌舞团演出任务繁重，不同意外借演员。好在云南省歌舞团的团长与上海海燕厂厂长徐桑楚是当年抗战演剧队的战友，后者还是前者的领导。
有了这层人士关系，凡事都好商量。最终，刘琼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地把杨丽坤从云南歌舞团借调到海燕厂。当时电影厂和其他文艺团体之间相互借用演员也是常事。演员借调期间，工资关系需要转到新的单位，但人事关系留在原单位不动。那时候，演员演电影也没有片酬，只是改在电影厂按月领取工资。当然，遇到拍夜戏，每人每天就有几块钱的夜宵补贴。当时杨丽坤的宿舍，就被安排在今天零陵路万体馆马路对面三角街的上影厂招待所里。
杨丽坤到上海以后，剧组开始在摄影棚里排戏。这个过程中，刘琼忽然发现杨丽坤只会跳舞，不太擅长唱歌，尤其不懂影片要求的那种带有歌剧唱腔的洋唱法。不过这个问题从技术上讲难度并不大。他们随后从北京请来当时最好的歌唱家来为演员配音。比如男主角阿黑的配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杨丽坤的配唱则由女高音杜丽华担任。而剧组其他主创也大多是海燕厂最好的人选。如摄影师请的是大导演黄佐临的摄影师许琦，美工师和录音师也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美工师丁辰和顶级录音师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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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准备停当，就要开机拍摄了。没想到有一天海燕厂忽然接到文化部电影局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前不久周恩来总理视察长影时有个指示，大体内容是:电影厂如果拍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演员必须采用本民族成员，不能用其他民族的演员代替。你们的《阿诗玛》是撒尼族民间故事，而杨丽坤是彝族演员，违背了总理指示，需要另外考虑人选。
这个电话简直把海燕厂的领导给打懵了。这可怎么办？剧组已经成立，马上就要开机，怎么可能临时换将？徐桑楚厂长只好向文化部汇报说:我们事先不了解总理指示，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不及换人了。能不能这次就这样，我们下不为例吧。可过了几天，文化部又来电话，说总理办公室坚决不同意你们的请示，要求你们必须马上换人！这让海燕厂的主创一时感到六神无主。他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一起商量办法。
还是老厂长徐桑楚急中生智，想到一个办法。他要刘琼以试镜的名义先拍四个场景，然后再把样片拿给周恩来看，说不定总理一看样片不错，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说是试镜，实际上摄制组完全是按实拍的规格来组织，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尽量拍得完美。拍完以后，又把样片交给洗印厂，按照最好的画质和色彩效果来加工。
样片弄完以后，徐桑楚去找张瑞芳，因为她与周恩来素有私交，早在抗战初期就是由周恩来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张瑞芳家一直有一部红色电话机，可以直播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住所。这种待遇，在文艺界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徐桑楚请张瑞芳专程跑一趟北京，把样片送给周恩来审看。让总理设法通融一下。向总理解释前因后果，说明如果摄制组临时换人，对杨丽坤就会有伤害，最好不换，我们下不为例。张瑞芳也很爽快，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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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径直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好在家，一见到她来，便猜到了她此行的目的，故意冷冷地问她:“你来做什么？”张瑞芳正要说明来意。没想到周恩来恼火地打断她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是来替《阿诗玛》讲话的。我不要听，样片我也不看！”停了一回，他又说:“你们这是什么问题？是要不要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大问题，你们不要想钻空子！”。
张瑞芳陪着笑脸解释说:“这不是事先不了解情况嘛……”总理再次打断她说:“你还狡辩，为什么不了解少数民族政策，他们这样做让我很生气！”听到这里，张瑞芳才发现周恩来是真发火了，就再也不敢吱声了。这时候，还是邓颖超出来替她打圆场，她拍拍张瑞芳的肩膀说:“你们不了解情况是事实，但遵守少数民族政策也是原则问题呀。我看这样吧，杨丽坤是个有潜力的演员，你们就拍吧，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培养她！”
邓大姐一边说话，一边朝周恩来那边一个劲地使眼色。哪知道周恩来头也不抬。沉默了半天，最后对张瑞芳说了一句:“回去告诉你们厂长，他这次欠下的债，以后必须还！”说完就进书房，不再理睬她了。张瑞芳碰了一鼻子灰，气急败坏地赶回上海，对徐桑楚说:“哦哟，从来没见过总理发这么大火，可把我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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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院总理，犯得着为一部电影发这么大火吗？其实这是事出有因的。说来也与当时文艺界的派系斗争有关。六十年代中期，毛**的正治路线已经明显向左转，许多跟着他跑的“左”派都觉得周恩来是他们眼前最大的绊脚石，想方设法排挤周恩来。
比如周恩来在长影这个关于少数民族文艺政策的讲话，文化部就接到了“上面“的指示，不让他们对所述部门传达。对此，周恩来感到很有看法。要说这次他为什么对张瑞芳发脾气？其实，让他感到愤懑的并不是张瑞芳，也不是海燕厂，而是那些背着他搞小动作的极“左”派！
但发火归发火，经过邓大姐做工作，周恩来对《阿诗玛》的开拍总算是默许了。海燕厂上下一班人得到消息，生怕夜长梦多，一路加班加点，直到1964年7月初杀青。不过，这个时候，文革即将开始，里里外外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7月中旬，刘琼带着标考到北京送审，原打算先拿给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看看，没想到这时候夏衍正在文化部内部接受批判，腾不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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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琼只得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干等，这一住就是两个礼拜。有一天，夏衍终于得空了，让秘书通知刘琼到西四电影局参加审片。看完样片之后，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先开口说:“片子总体不错，内容和形式都好。只是神话色彩还不够浓……另外，戏过于集中在几个主要演员身上，看不到群众演员。现在不是讲群众路线嘛，是不是把群众与地主做斗争的戏再加强一点，不要让人家说你们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单纯搞个人反抗……。”
一直坐在边上默不作声的夏公这时也发话了:“这是个小问题，技术上处理一下就过了。比如说，你们是不是在阿诗玛被抓这场戏后面加一个群众场面，表现贫苦百姓对土司财主的愤怒，但不要夸大，不要渲染，点到为止就行了。”停了一会，夏公像忽然想起来什么，郑重其事地说:“这片子不忙在国内放，先拿到东南亚几个国家放放，看看情况再讲……。”
中影公司按照夏衍的布置去做，国内的放映一时没有列上议事日程。结果，不久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阿诗玛》再有没有得到公开发行的机会。有一天，文化部给海燕厂打来一个电话，说《阿诗玛》一个镜头也不准改，照原样拿出来放映，组织内部观摩，交给群众批判。上海这边的放映地点就在淮海路电影局小放映厅。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许多小青年慕名而来，站在门口等黄牛票。运气好，搞到票子的，看完出来，嘴里哼着电影插曲，显得得意洋洋。旁边运气不好，没搞到票子的急急忙忙凑上来打听:“哪能，好看伐？”。看过人的回答道:“咯片子不要太**噢！哈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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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着，《阿诗玛》莫明其妙成了“毒草”，被加上两条罪状:第一，宣扬“爱情至上”；第二，在演员使用上“选美”，是资产阶级流毒。关于这第一条，前面说过，整理出来的《阿诗玛》有四个版本，在其中三个版本中，男女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都是兄妹关系，而影片偏偏采用了第四个版本，把两人说成是恋人关系。这不是“爱情至上”又是什么？
第二条“选美”，海燕厂费了这么大周折，特为把杨丽坤从云南调到上海，然后还为她配备了一群年轻漂亮的戏校学生做群众演员。这不是“选美”又是什么？据说这两条罪状都是江青同志亲自给安上的，下面的人就算不服气，自然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杨丽坤本人也因为这个片子受到牵连，被打成“黑线人物”和“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云南思茅地区接受边疆群众批判和再教育。
这个时候，杨丽坤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在此稍前一段时间，她的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次很大的挫折。她来到上海拍片以后，因为人长的漂亮，便被几个不怀好意的小青年给瞄上了。其中一个坏小子，就是上海滩某位大名鼎鼎的影星的公子M。M人长得油头粉面，满嘴甜言蜜语，再加上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把个涉世未深的杨丽坤直骗得晕晕糊糊。这也难怪，这年她才刚刚22岁，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哪里晓得男欢女爱背后还有如此险恶的欺诈。